重要论述1月9日—1月13日

1月9日

1940年1月9日 1940年1月9日 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这篇演讲，经修改、补充后在《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发表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文章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系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完整地提出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 

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文章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文章指出：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以五四运动为界，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章指出：在中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文章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文章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但是，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 

文章最后总结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961年1月9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稿时，逐条发表意见。他指出：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第二条，提高政治水平。现在许多同志不懂得什么是等价交换、价值法则、按劳分配，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大集体与小自由的界限等，也不清楚。应当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包括理论水平，要使他们懂得这些原则。第三条，现在改为：实行民主集中制。什么时候都不允许破坏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中第三条到第六条，即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坏了东西要赔，是用的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的几条。八项注意第四条是买卖公平，买卖公平包括我们的财政政策和商业政策。现在，我们和农民的关系，买卖不公，是很大的不公平。第五条借东西要还，第六条坏了东西要赔。主要讲的是不能平调。第七条，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是强调调查研究。第八条是工作要同群众商量。题目就叫“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区别于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月10日

1926年1月10日 毛泽东在《政治周报》第四期发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文章在时代条件、斗争目标等问题上，把中国的国民革命同以往的民主革命区别开来，为中国共产党后来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供了思想条件。文章指出：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阶级的民主革命，与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性质完全不同。欧美和日本等国的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而中国现阶段的国民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45年1月10日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作题为《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的讲话。讲话论述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强调发展经济必须从所处的农村环境出发，指出：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只有注意使我们的思想完全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然后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样样见效，并迅速见效。如果我们脱离今天的实际情况，做起来不是效率快慢的问题，而是老碰钉子，根本没有效果的问题。这篇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955年1月10日 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稿，加写了关于又团结又斗争的内容，指出：在强调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的时候，不要忘记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认为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可以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反对关门主义的“左”的偏向，又要反对同错误思想和平共居的右的偏向。 

1月11日

1938年1月11日 毛泽东修改校正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一文在《解放》第二十八期发表。全文分为三个部分：一、袭击是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二、袭击战术的要领，三、袭击行动之敌。第三部分提出了十八条袭击行动敌人的方法。文章指出：以上十八条，抗日游击部队应该加以研究。但一切战术都以适合情况为原则，文字条文仅能作为实战的参考，不能死板应用。抗日战争中一定有许多新的可贵的经验，胜过过去文字条文的东西，希望大家共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七千余人（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二年特别是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以便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这次会议规模之大是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虽然未能从根本上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但对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贯彻调整方针，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还是起了重大作用；对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有很好的影响。 

会议于一月二十七日印发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这篇报告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指出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是：（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报告指出：造成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报告提出：对于当前实际存在着的困难，应该有足够的估计。共产党人在困难面前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认真地研究困难产生的原因，寻求克服困难的办法，集中一切力量去战胜困难。 

当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全体会议，刘少奇对书面报告作说明和补充。关于形势，他指出：实事求是地讲，国内的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原因不外是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还有一条，就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关于集中统一，他着重谈了加强中央集中统一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强调国家计划和地方计划必须统一起来，必须把地方和部门计划纳入国家计划之中。关于党的作风，他突出谈了实事求是问题，强调全党要实事求是地承认缺点和错误，要总结经验，要善于学习；对近年来提出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左”比右好等不正确的口号和提法提出批评；号召全党和各级领导干部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调查研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拟定计划，拟定措施。 

1月12日

1948年1月12日 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针对各解放区土改中提出的如何正确划分农村阶级，巩固地团结中农，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对工商业，对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政策等急待回答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共中央的政策。

关于划分阶级的标准，报告指出：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报告在具体阐明了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标准后，指出：区别富农与中农，是一个要十分慎重处理的问题。剥削收入不超过其总收入四分之一者，仍算为中农，或富裕中农，如果超过四分之一，连续三年者，才算富农。

关于团结中农问题，报告指出：中农是我们的永久同盟者。错订成分，侵犯中农利益，排斥中农，办事不要中农参加等错误倾向，必须坚决纠正，不然，就会使自己陷于孤立，使革命趋于失败。

关于如何对待地主、富农等问题，报告提出了三个区别对待：对地主与对富农，斗争应有所区别；对地主的大中小，恶霸与非恶霸应有分别；对新式富农和旧式富农的财产处理又应有所区别。报告指出：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消灭是一场恶战，需要很细致的很艺术的领导，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绝不能用简单而性急的方法去进行。把富农与地主一样对待，不但混淆了政策，过火地打击富农，是会引起中农惧怕的。对大地主及恶霸，斗争严厉些，打下其威风，是必要的，中小地主与非恶霸，只要拿出土地财产来，政治上低头，服从了政府和土地法就可以。新富农的生产，是在民主政府帮助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富农的存在对我们并无害处，而且在将来一个时期内还会发展的。过去我们鼓励这种富农，例如吴满有那样的人们，发展其生产，对于稳定中农，刺激中农的生产热情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今后的政策，还是应当如此。

关于对待工商业的政策问题，报告指出：对工商业不要采取冒险政策。党的政策是仅仅没收官僚资本与真正的大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其他凡是为国民经济所需要者，必须使之能够继续营业，不得停闭，更不得破坏和任意分散。这些政策不仅适用于原有解放区，也适用于将来解放的新区域。 

关于对待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的政策，报告指出：必须放手争取和使用中国原有知识分子专家来替人民办事，同时教育改造他们，纠正他们中许多人轻视人民脱离群众的习气。地富家庭出身现在农村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遵守政策法令，愿意为人民服务，就可以让他们出来工作，要防止因为消灭封建制度而排斥一切与封建制度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实行减租减息，吸收开明绅士参加“三三制”政权是完全正确与必要的，对全国起了很好的作用，怀疑这种成功是错误的。任弼时的这篇报告，经毛泽东修改补充定稿后，确定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下发全党，并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这篇报告收入《任弼时选集》。

1983年1月12日 邓小平就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和衡量工作正确与否的标准问题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放得还不够。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这篇谈话的要点以《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