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论述12月19日—12月23日

12月19日

1936年12月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通电，以及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毛泽东作报告指出：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掩盖住。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给以打击。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我们应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 

张闻天发言指出：这次事变的前途，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我们应确定为坚持停止内战、全国抗日的方针。发言强调：不站在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 

毛泽东作结论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很大。现在的营垒是两方面，一方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另一方是共产党与抗日派。中间还有动摇与中立的一派，我们应争取这些中间派。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只有内战结束才能抗日。有六种力量可能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六种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本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提出具体建议：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听候和平会议解决；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参加。 

1954年12月19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的谈话。谈话指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有些人认为政协的作用不大了，政协是否还需要成了问题。现在证明“通过政协容纳许多人来商量事情很需要”。谈话认为，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如果把政协全国委员会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会一国二公，是不行的。要有区别，各有各的职权。谈话提出：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它的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 

关于政协的任务，谈话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协商国际问题。（二）商量候选人名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人民选举的，但各党派、团体要先进行协商。（三）提意见。当前主要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提意见。社会主义改造是很纷繁的，各种工作就要协商。（四）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五）学习马列主义。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各国共产党都有一些自己的但仍是马列主义的东西。 

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阐明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和任务等问题，阐明了政协与人大、政府机关相互配合的关系问题，统一了各方面对政协工作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思想认识，为长期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989年12月19日 江泽民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把科学技术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他指出：科技进步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长期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不可能繁荣昌盛，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大力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从总体上逐步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努力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我们要坚持把科学技术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来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篇讲话以《推动科技进步是全党全民的历史性任务》为题，收入江泽民《论科学技术》。

12月20日

1926年12月20日 毛泽东在长沙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欢迎他到湖南考察的大会，并发表题为《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的演说。演说指出：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现在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它一步。会后，毛泽东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 1952年12月20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指示》。指示指出：根据种种情况（艾森豪威尔登台，谈判的中断，联合国通过印度提案），判断敌人有从我侧后海岸线特别是西海岸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以七个师左右兵力举行冒险登陆进攻的充分可能。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有坚决粉碎敌人登陆进攻、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任务。为此目的，我军必须：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地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增强三八线正面的纵深防御工事以为配合。在对我侧后威胁最大的海岸线及其纵深部署充分的兵力和火力，保证粉碎敌人从海上的进攻及其大量空降部队的进攻。在其他可能遭受敌人登陆进攻的地区则部署可能有的兵力和火力，同样要用其全力争取粉碎敌人的进攻。坚决地迅速地采取加修新铁路线，改善旧铁路线，加宽许多公路线，加设仓库场站以及预先运储大量粮弹物资等项措施，保证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我正面侧面全军（包括人民军）的运输畅通，供应不缺。在一九五三年应争取更大的成绩，消灭更多的敌人。政治工作保证全军指战员都具有粉碎敌人进攻、争取更大胜利的坚强斗志和高昂士气。特别注意从目前起到一九五三年四月这一段时间内的准备工作，这是战胜敌人的关键所在。又指出：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2019年12月20日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隆重举行。习近平出席并发表讲话。他指出，澳门地方虽小，但在“一国两制”实践中作用独特。总结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可以获得以下4点重要经验：第一，始终坚定“一国两制”制度自信。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坚持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维护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统一起来，意志坚定，从不为一时之曲折而动摇，从不为外部之干扰而迷惘，善于把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一系列政策支持带来的机遇，乘势而上，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只要对“一国两制”坚信而笃行，“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就会充分显现出来。第二，始终准确把握“一国两制”正确方向。广大澳门同胞旗帜鲜明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尊重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正确处理涉及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有关问题。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坚持把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坚守“一国”原则底线，自觉维护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才能推动“一国两制”事业行得稳、走得远。第三，始终强化“一国两制”使命担当。广大澳门同胞以主人翁意识，把成功实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作为共同使命。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带领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探索适合澳门实际的治理方式和发展路径，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坚定不移守护法治，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让澳门焕发出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当家作主的澳门同胞完全能够担负起时代重任，把特别行政区管理好、建设好、发展好。第四，始终筑牢“一国两制”社会政治基础。广大澳门同胞素有爱国传统，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这是“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最重要原因。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坚决落实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澳人治澳”，爱国爱澳力量日益发展壮大，爱国爱澳核心价值在澳门社会居于主导地位。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

12月21日

1939年12月21日 毛泽东撰写《学习白求恩》一文。文章指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篇文章以《纪念白求恩》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950年12月21日 毛泽东复电彭德怀等。复电提出：朝鲜作战必须作长期打算。就总的方面说，只要能歼灭伪军全部或大部，美军即陷于孤立，不可能长期留在朝鲜。如能再歼灭美军几个师，朝鲜问题更好解决。总之，主动权在我手里，可以从容不迫地作战，不使部队过于疲劳。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这个意见也是对的。二十六日，他又致电彭德怀等，指出：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均应撤退至利于休整的适当地区，休整一至两个月，总结经验，整顿纪律，改善中国同志与朝鲜同志的关系，改善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做好居民群众工作，并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动员，为春季作战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战争仍然要作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二十一日的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988年12月21日 邓小平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提出，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他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他还指出：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我们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还有当前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都是在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2月22日

1950年12月22日 毛泽东审阅修改周恩来《关于联大非法通过“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的声明》上加写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是：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几点不但是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合理要求，也是全世界一切进步舆论的迫切愿望。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 

1981年12月22日 邓小平在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李昌、钱三强请求批准在北京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报告上批示：“这项工程已进行到这个程度，不宜中断，他们所提方针，比较切实可行。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25日，就此事对万里、姚依林说：要坚持，下决心，不要再犹豫了。工程进度按五年为期限，经费要放宽一些。这个益处是很大的。 

1983年12月22日 邓小平在听取姚依林、宋平汇报经济情况时，谈到农业问题指出：我国农业这几年持续丰收，增长这么快，很不简单，这对世界有震动。粮食多了，不一定着眼于出口，要着眼于发展饲养业。农业增产还有潜力，特别是科学种田方面大有潜力。今后要进一步提倡科学种田，还要大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我们有大量中学生，要把他们培养成土专家，让他们在农村发挥作用。

他在谈到增强经济发展后劲问题时指出：搞能源、交通、钢材、水泥、木材等，都是十分重要的事情，该上的就得上，不搞这些，以后经济还是上不去。电力建设一定要超前一些。钱不够，要想办法借点外债。经济发展，现在快点慢点并不重要，问题是有没有后劲，为以后准备得怎么样。“七五”、“八五”、“九五”能不能搞上去？我看要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能源，二是交通，三是原材料，四是智力开发。一定要抓好这四个方面的工作，这些方面的骨干项目不上去不行。看来，宝钢二期要搞，能不能提前上，可否定下来？对外谈判工作也要抓紧。也得有个谈法，不要因为舍不得一点小利而耽误了时间。小的方面可能受些损失，吃点亏，关键是争取了时间。三峡工程怎么样？能不能上？投资安排不可能那么准确，要安排得十分科学不可能，重要的是要争取时间，要把争取时间放在首位。东挤一点，西挤一点，三峡建设就挤上去了。上三峡要先修路。这方面要勇敢点，太稳了不行。没点闯劲，翻两番翻不起来。从前三年的情况看很有希望。这几年要争取时间，把企业改造好，整顿好。基本建设要很好总结，运用京秦线和引滦工程的经验，集中力量，缩短工期。过去修建人民大会堂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