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论述10月10日—10月14日

10月10日

1937年10月10日 毛泽东写信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信中指出：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他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939年10月10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新形势下的政策是专力进攻中国，企图解决中国问题，以准备将来扩大其对国际的冒险行动。其用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是：一、对于占领区域，是加以确保，作为灭亡全中国的准备。二、对于我后方，是以政治进攻为主，而以军事进攻为辅。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目前的反共现象和倒退现象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准备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分子，动员群众，切实执行我党《七七宣言》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以准备反攻力量。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这个决定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947年10月10日  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发布。训令颁布的三大纪律如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如下：（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这个训令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48年10月10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通报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情况。通知指出：会议认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在大约五年左右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是有充分可能的。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必须尽一切可能修理和掌握铁路、公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通知还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是支援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环节。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成为完成上述任务的重要环节。这个通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0月11日

1945年10月11日  毛泽东于本日返回延安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重庆谈判经过。他指出：重庆会谈纪要中，国民大会与解放区问题未解决，对我们重要的是和平与解放区问题。蒋介石不给解放区几个省主席，省以下可以给。我们乃提出维持现状，将来解决。赫尔利回美国前，要我们交出解放区，说要末承认蒋介石的要求，要末破裂。我说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在这次谈判中，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而他们不能这样讲。这些话大后方听得进去，要和之心厉害得很。但国民党给不出和平，国民党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社会舆论造成了非发会谈公报不可。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解放区问题，还要经过斗争。

1948年10月11日  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野战军并告华东局、中原局电。电报指出：（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使其不敢全力东援。（二）第二阶段，以大约五个纵队，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三）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方面作战。（四）淮海战役的结果，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山东苏北打成一片，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此时，你们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菏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五）你们以十一、十二两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一月休整。二月西兵团转移，三至七月同刘邓协力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淮海战役自十一月六日开始，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结束，历时六十五天，共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余人。在这个战役以后，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84年10月11日  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谈到中国对外开放问题指出：我们从现在到本世纪末的十六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同国际上进行交往，实现到本世纪末的目标。我们更需要下一个五十年继续坚持这个方针，实现更伟大的目标。中国要发展，就不能闭关自守。所以，对外开放政策不但本世纪不变，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也不会变。下一个世纪的后五十年更不会变，更不容易变了。因为这七十年我们同国际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是社会主义，要坚持这个道路，发展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吸收外资、合资经营等都不可能伤害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只会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中国发展三十年、五十年到七十年，那个时候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加强大了，就更不怕对外开放的冲击了，不会影响我们的大局了。这篇谈话的节录编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

2000年10月11日  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讲话，阐述了中国进入新世纪的发展方针和主要任务。他指出：“十五”期间，我们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全面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是我们在新世纪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重要方针。他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对这个问题，不仅要从经济上看，而且要从政治上看。现在，世界经济、科技发展形势逼人，我们不加快发展，就会落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我们都很紧要。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完全有条件保持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必须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及时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努力使我国经济保持实实在在、没有水分、可持续的发展，使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全面发展。他指出：发展要有新思路。实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动两个根本性转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就是新世纪之初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思路。今后五年到十年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工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国民经济整体素质还不高。这些问题如不加紧解决，就难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难以增强我国发展的后劲。这篇讲话以《在新世纪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为题，收入《江泽民文选》第三卷。

10月12日

1938年10月12日—14日  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报告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一问题，为使全党同志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指明了方向；报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论断是他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报告共八个部分：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召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这篇报告在当年出版的《解放》第五十七期发表，后出版单行本。其中一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945年10月12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地的指示。指示指出：双十节国共协定今日公布。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鄂、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沿平汉、津浦、同蒲、正太等路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争夺北宁、胶济、平绥三路的战斗亦将到来，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以松懈。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目前尚谈不到编整部队问题，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整编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

2015年10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他强调，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举措，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国利益，增加了我国同各国利益汇合点。 

他指出，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维护和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旗帜鲜明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把维护我国利益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不仅要看到我国发展对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 

他强调，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要推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兴领域、周边区域合作等方面的新机制新规则，推动建设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周边区域合作，加强国际社会应对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的能力。 

他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要加强能力建设和战略投入，加强对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高度重视全球治理方面的人才培养。

10月13日

1937年10月13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秦邦宪、叶剑英。电报指出：太原即使失守，亦无关大局，因大同、太原线两侧均有我军向该线袭击，敌在我四面包围中，华北大局之枢纽，现乃在恒山山脉及正太路。该地区如失，则华北战局立即转为局部战，敌已达到控制全华北枢纽之目的，我们红军全处被动地位，河南亦立受威胁。为确保太行山脉、正太铁路于我手中，准备向大同、张家口、北平线作战略反攻，支持华北持久战，用以消耗敌人，保卫中原各省之目的，电报提出八项具体的作战意见。

1987年10月13日 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指出，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

他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走自己的路，要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他指出：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比如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再如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又如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所以，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014年10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他指出，要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有中国精神，而中国精神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下，积极深入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世界，把长期以来我们民族形成的积极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充分继承和弘扬起来，使之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服务，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服务。 

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他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