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论述7月18日—7月22日

7月18日

1936年7月18日、19日毛泽东同斯诺谈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问题，强调如果蒋介石愿意抵抗日本，我们的军队可以放在他的指挥之下。谈话指出：在整个中国正面临着要变为日本奴隶的迫切关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从苏维埃运动开始以来，我们永远是欢迎知识分子参加的。一切自由职业者，均给予苏维埃市民的权利。小资产阶级、小商人等等，并给予政治权利。出身于资本家或地主家庭，但本人参加革命的，也给予苏维埃市民全部权利，而且能被选举担任官职。富农的土地是不被没收的，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参加抗日运动的地主，给予特殊的看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也不可能在一个单独的战线上进行。一些资本家，一些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在这个斗争中担负一种职务。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的。如你所知道的，我们已经写了许多的信和公文给他，表明我们对于这一点的诚意，并且提议：在他愿意抵抗日本的那一天，把我们的军队放在他的指挥之下。但这个只有蒋介石自己能决定，决不能够再长久地延迟了。现在我们的目的，不能是社会主义，更不能是共产主义，我们要求的是全民族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即使实现了民主共和国，我们也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大概不会像苏联那样快，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着较长的和更困苦的路要走。

7月19日

1957年7月19日—30日 毛泽东起草修改《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并于七月三十日批示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印发。文章完整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目标，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文章指出：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文章要求：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

1981年7月19日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谈到中美关系时指出：我们有共同的信念，即不是把中美关系当作一般的、一个时期的或策略性的关系，而是从全球战略角度来看待我们的关系。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关系，才能有基础，才能发展关系，起码是维护现有的关系。在谈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时说：“毛主席”这一称呼，在江西根据地就有。那时他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就这样一直称呼下来了。称他“毛主席”，反映了人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他确实在几个重要的关键时刻挽救了革命。在谈到中国国内形势时指出：相当长一个时期，有人怀疑中国是否稳定、安定。通过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政策的连续性有了保证。政治上我们要建立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我们要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十一届六中全会肯定了这条路线，而且从组织上保证了这条路线延续下去。

2017年7月19日 新调整组建的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成立大会暨军队院校、科研机构、训练机构主要领导座谈会举行。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调整组建新的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着眼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推进改革强军、构建我军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和军事科研体系的战略举措，必将对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把我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强调，把我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必须有一流军事人才、一流军事理论、一流军事科技。科技是现代战争的核心战斗力。我们要赢得军事竞争主动，必须下更大气力推进科技兴军，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把我军建设模式和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到创新驱动发展的轨道上来。我军院校、科研机构、训练机构是推进科技兴军的骨干力量，地位重要、使命光荣，必须勇担重任、走在前列。

7月20日

1929年7月20日—29日 毛泽东在上杭蛟洋出席并指导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提出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三个基本方针：（一）深入进行土地革命；（二）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三）发展党，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这次会议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帮助下，制定并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同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相比，有一些新的发展。主要是：（一）区别对待地主和富农，只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不过分打击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二）分配土地实行“抽多补少”的原则；（三）对在乡地主家属酌量分与田地，给以生活出路。

1946年7月20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指示。指示指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农村中，一方面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另方面在进行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对待汉奸、豪绅、恶霸要放严些，对待富农、中小地主要放宽些。在一切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改取缓和态度。对一切生活困难的地主给以帮助，对逃亡地主招引其回来，给以生活出路，借以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得到巩固。在城市中，除团结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外，应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省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必须努力生产，使一切必需品，首先是粮食和布匹，完全自给。在财政供给上，必须使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使我解放区人民虽然处在战争环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总之，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和蒋介石的一切依靠外国，完全相反。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我们面前存在着困难，但是这些困难能够克服和必须克服。全党同志和全解放区军民，必须团结一致，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这个指示以《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51年7月20日 陈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讨论工商联工作会议上作总结讲话。讲话指出：全国工商业中有发展有淘汰，反映了中国经济以新的轨道代替旧的轨道，即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改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改组情况。我们的对策，一是欢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发展；二是指导适应于旧轨道的若干私营工商业转业；三是加强国营经济和国家计划的领导。过去只说国营经济的领导，现在第一次说到国家计划的领导。今后，国家计划是公私斗争中我们手里的一个重要武器，生产、价格、加工、订货都要根据国家计划办事。他还指出：现在工商联已不同于旧社会的商会，它虽然是私营企业利益的主要代表组织，但又必须服从《共同纲领》，主要工作是协助人民政府和指导工商业者。公营企业的代表也要参加工商联，以实现国营经济的领导，贯彻国营企业的经营方针。制订国家经济建设计划，也必须包括私营经济。这篇讲话收入《陈云文选》第二卷。

1947年7月21日 毛泽东在陕西靖边小河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讲话。讲话指出：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山东的局面最近可以转变，陕甘宁边区还不能，但基本上停止了敌人的进攻，这就为以后转变局面打下了一个基础。过去一年消灭蒋介石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一百一十二万人，我们伤亡三十几万人，假定第二、第三年的战争更激烈些，五年就要准备伤亡二百万人。现在我们有主力部队九十万人，地方部队六十万人，如能把主力扩展到一百五十万人，就足够解决问题了。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了，也就是说人民群众更加不信任他，他更加众叛亲离了。过去在抗战时期我们对蒋介石顽固派的方针就是孤立他，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一方面要作若干让步，另一方面又要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在国民党区域开展群众工作，批评顽固分子。我们没有等到抗战结束以后再转变方针，那样就来不及了。在日本投降以后，国共和谈是必要的。虽然我们希望全部问题政治解决的目的没有达到，但蒋介石的确是更加孤立了。只有经过长期地教育群众，我们党才能在今年“七七”提出十六条口号。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现在不公开讲出来，还是要准备长期斗争。又指出：抗战结束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的成分正在发生变化：一部分人减少了，一部分人增加了。减少的是解放区的地主，因为我们现在搞土地改革，不像抗战时期仅仅实行减租减息。但南方的地主却因征兵征粮首先同蒋介石闹翻，而同我们还没有决裂。增加的是中间派，这些人在抗战时期更相信蒋介石，现在则和我们共同反抗蒋介石，这种情况是十年内战时期所没有的。现在我们是采取打倒官僚资本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在听取与会者发言时，毛泽东插话指出：以后一个时期应该坚持自给自足、对外统制、军民兼顾的原则。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是有困难的，必须有步骤地去做。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一个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中去解释。敌人把取胜放在我们不能长期支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各个边区要实行简政，降低生活水平，先从干部降起。对外贸易必须严格统制，不但奢侈品、非必需品不许入口，就是日用必需品必要时也不许入口，而由自己生产。又指出：我们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政策，到抗战时期必须改变，否则就不能缓和国内矛盾和根据地内部的矛盾，发展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共同打日本。当时，我们根据地的政权实行“三三制”，同地主阶级也搞统一战线，这并不影响下层政权，也不限制群众的斗争。现在一般来说“三三制”仍旧不变，但对它的解释是共产党员、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而不包括反动地主。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要求更进一步，如土地推平。平分土地是一个原则，但按情况不同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杜斌丞、侯外庐，但对共产党员不应该有例外。中农的土地应该不动，但在群众运动的大潮流中和中农同意的情况下，要富裕中农拿出少许土地也是许可的，这种做法不要正式写在文件上。我们的部队打到外线去以后，与其马上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如先按阶级路线摊派征税，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势必造成强迫群众去做。还说：第一，有本地领导骨干；第二，有政治上可靠的军队；第三，人民是好的；第四，保留了土地革命时期老区的许多好的工作作风。有了这些条件，敌人是可以被战胜的。

1956年7月21日 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强调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的问题。讲话指出：由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而不应该缩小。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这篇讲话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1998年7月21日 江泽民在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长不破哲三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他指出：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说，什么是邓小平理论？简单地说，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在实践中探索回答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怎样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我们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中国国情走自己的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我们提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我们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我们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我们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他提出应当根据世界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变化探索和回答世界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问题：第一，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社会制度，最终一定能够代替资本主义。但是，社会主义的产生、巩固、发展是交织着成功和失败的长期历史过程。第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要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结合当今世界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奋斗中不断创新和发展。第三，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国实际相结合，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第四，世界各国情况千差万别，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第五，要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清醒地估计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将保持较旺盛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速胜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处理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不断发展自己。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根据本国国情确定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为题，收入《江泽民文选》第二卷。